“四個全面”——復興之路上的戰(zhàn)略布局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向何處去?對于世界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遠比100年前重要得多。
當人們意識到討論“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實在有些為時過早，曾經順風順水的西方世界遭遇了并不亞于100年前的各種挑戰(zhàn)。
這種挑戰(zhàn)，使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和困境有了新的思考，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轉向地球的東方，探究今天的人們該如何把握“世界的未來”。
在中國國內，1992年的市場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歸、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擊“非典”、2008年的奧運盛典，這一連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畫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邁向復興的軌跡，也將那個不曾消失的疑問一次次推上前臺：中國將走一條怎樣的發(fā)展道路?
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fā)展觀，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這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陸續(xù)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此構建成型。
實踐為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基礎，又對理論創(chuàng)新提出新的要求。在普通中國人眼里，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90年代主要是確立新時期黨的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21世紀頭十年主要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發(fā)展，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總體布局，那么我們這一代人要承擔的歷史使命，一點也不比前人少。
一、“四個全面”的思想脈絡
歷史的弄潮兒，常是在勇于直面艱險中開辟前進的道路;理論的開拓者，總是在善于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中邁向嶄新的境界。
“月暈知風，礎潤知雨。”黨的以來，以同志為的黨中央敏銳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階段特征和歷史變化，科學分析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生動描繪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極大鼓舞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奮斗激情。
“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有一個逐步提出和成型的過程。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黨的十七大重申這一奮斗目標，并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起草體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系”。2014年12月，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強調“四個全面”協調推進，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們黨不斷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自覺，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的理論品質，必將開辟中國道路新境界，成為當代中國新航標，書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二、“四個全面”的現實邏輯
從近代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追尋民族復興的夢想，在社會制度創(chuàng)新的跋涉中為人類探索更美好的未來，沿著中國道路一路走來，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理想的彼岸，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在登頂的沖刺中遭遇難以想象的阻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站在比前人更高的新起點，當今中國，發(fā)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點也不比不發(fā)展時少。但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斗爭是在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么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這是一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引領民族復興的戰(zhàn)略布局》一文，用“歷史，從來都是在直面問題中展開其波瀾壯闊的畫卷”，來展現這些更高層次的挑戰(zhàn)。新挑戰(zhàn)給“中國航船”帶來巨大考驗，問題的答案，事關中國的前途，也影響世界的未來。“四個全面”在這個時候提出，從堅定中國自信、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的高度，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鍵，拎起了中國發(fā)展的總綱，確立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主要矛盾、重點領域、主攻方向。
中國人歷來重戰(zhàn)略。在中央看來，21世紀的頭二十年是難得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達到總體小康的目標之后，中國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這個判斷并未改變，但是其內涵和條件正在發(fā)生變化。這種新變化集中體現為，在更高的發(fā)展起點上，發(fā)展機遇前所未有，風險挑戰(zhàn)前所未有。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質上是發(fā)展的問題，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之后，這個發(fā)展的主要內涵，是提質增效、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從“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描繪出全面小康社會的清晰圖景。小康夢的升級版，為中國夢注入更多實實在在、鼓舞人心的內容。“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與“大家好，民族好，國家才會好”相互激蕩，從最貼近民心的角度激發(fā)起全面小康的無盡動力。
進入“發(fā)展起來以后”的階段，中國的問題確實“不比不發(fā)展時少”。中央認為，要解決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抓緊推進全面改革，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fā)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戰(zhàn)略舉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意味深長的是，以同志為的黨中央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設定為：“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里，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農業(yè)現代化、工業(yè)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在人們心目中，似乎只要把這些現代化拼接起來，一個現代化國家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進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一旦落到實踐層面，很多問題就冒出來了。單槍匹馬的改革“新星”縱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化解眾多積重難返的矛盾;那些靈機一動的“點子”即使能救活一個產品一家工廠，也終不可與成熟的創(chuàng)新機制同日而語;而離開了嚴密規(guī)范的制度設計和執(zhí)行，“一放就靈”“一包就靈”的神話，很快就會褪色失靈。不斷深入的改革實踐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現代化才能平穩(wěn)持續(xù)地向前推進。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現代化作為繼“四個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zhàn)略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生產力、創(chuàng)造力和社會活力迸發(fā)的閘門，如何讓這噴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介紹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就開始著手研究和考慮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議題。黨的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頂層設計，實現這個奮斗目標，落實這個頂層設計，需要從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制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藍圖，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更加廣闊的發(fā)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
正是循著這樣的邏輯，從2013年到2014年，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一個總體戰(zhàn)略部署在時間軸上順序展開。兩個全會決定是前后相續(xù)、緊密相關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共同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fā)展任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離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將失去最根本的依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也可能成為水月鏡花。
從嚴治黨始終是我們黨的自身要求，在我黨90多年歷史上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黨的以來，以八項規(guī)定為肇始，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以教育實踐活動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為強勁動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戰(zhàn)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強調，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xù)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fā)揮人民監(jiān)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guī)律。全面從嚴治黨，核心問題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重點是從嚴治吏、正風反腐、嚴明黨紀，目標是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體現了偉大事業(yè)與偉大工程的統一，體現了黨的建設與治國理政的統一。黨的領導是“四個全面”之魂、戰(zhàn)略中軍帳之帥，鍛造堅強領導核心，全面建成小康有擔當、全面深化改革有智慧、全面依法治國有決心，就能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提供方向指引和領導保證。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
通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發(fā)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時代潮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從嚴治黨是執(zhí)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現實要求。
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標定為“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這一戰(zhàn)略舉措，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清晰路徑，“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chuàng)造性、實效性，使從嚴治黨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來，集中到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zhí)政能力、保持和發(fā)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上來”。這些創(chuàng)見，清晰地標定了“四個全面”之間的邏輯關系。
正如劉云山同志3月7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安徽團審議時指出的，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列正在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發(fā)的列車，那么改革就是發(fā)動機，法治就是穩(wěn)定器，黨的領導就是火車頭。四個關系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三者共同支撐全面小康社會實現進程，同時三者緊密相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戰(zhàn)略統領和目標牽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一個是動力，一個是保障，共同支撐和推動奮斗目標的實現。中國共產黨是偉大事業(yè)的領導核心，只有全面從嚴治黨，才能更好發(fā)揮作用，為前三個全面提供堅強保證。
從“摸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從單兵突進到全面統籌，從“四個現代化”到“第五個現代化”和“五位一體”……在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中，沿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的思想脈絡，我們黨對民族復興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認識不斷深入。“四個全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最新科學社會主義觀一系列基本理論觀點的總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仰、繼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優(yōu)良傳統的必然成果，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共同思想基礎，是我們從勝利走向新勝利的行動指南。它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兼顧中國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對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進的，有時穿過尖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經叢林。”回首《共產黨宣言》誕生以來的一個多世紀，社會主義在人類歷史上寫下了難以磨滅的篇章。回首1840年以來的漫漫征程，中國人民為尋找民族復興的道路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今天的中國，“四個全面”正是我們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回應時代關切、實現人民福祉、建設現代中國的基本方略。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把偉大夢想、偉大事業(yè)、偉大工程統一于造福人民的偉大實踐，中華民族的光榮與夢想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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