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牟宗三介紹
關于牟宗三介紹
牟宗三是被人稱之為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智者型”哲學家，是當代港臺新儒家中的重鎮(zhèn)。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響很大，他不僅繼承而且發(fā)展了熊十力的哲學思想。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人物簡介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字離中，生于山東省棲霞縣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縣。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9年升入哲學系，并于1933年畢業(yè)。1949年往臺灣。1960年往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任哲學教授及導師，退休后，定居臺北。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時因器官衰竭逝于國立臺灣大學醫(yī)學院附設醫(yī)院。曾獲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及臺灣行政院文化獎。曾任教于華西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東海大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他獨力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學與孔孟陸王的心學，以中國哲學與康德哲學互相詮解。
牟宗三畢生致力于弘揚民族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與世界化作出巨大貢獻。其許多著作被譯成英、韓、德等文字。主要著作有《邏輯曲范》、《理性的理想主義》、《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佛性與般若》、《才性與玄理》、《圓善論》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學》、《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斷力之批判》等3部譯作。
牟氏哲學成就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在現(xiàn)代發(fā)展的新水平，其影響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國劍橋哲學詞典譽之為“當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創(chuàng)性與影響力的哲學家”。
學術思想
牟宗三為新儒家代表人物，認為現(xiàn)代新儒學的任務為“道統(tǒng)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他獨力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學與孔孟陸王心學，以中國哲學與康德哲學互相詮解。
牟宗三先生，學思精敏而透辟，慧識弘卓而深徹。他悠悠一生，只做一件事：“反省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以重開中國哲學的途徑。”他的著作，都是針對時代或學術問題，而提供一解決之道。
首先，是全面表述“儒、釋、道”三教的義理系統(tǒng)。
牟先生以《才性與玄理》表述魏晉階段的玄學，屬于道家的智慧。以《佛性與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階段的佛學，屬于佛教的智慧。以《心體與性體》表述宋明階段的理學，屬于儒家的義理。自古以來，學者的講論，都偏于一家一派，是局部的，從未有人正正式式以專書對三教的義理系統(tǒng)，做全面的通貫的講論。這三大著作所成就的學術功績，可謂古今無兩。
其次，是開顯儒家外王學的新途徑。
儒家要求由內圣通外王，要求修德愛民，推行仁政王道。但“天下為公”的理想，始終未能體制化;“選賢與能”的原則，也只限于治權方面的科舉。所以，如何開出外王事功，正是中國文化生命的癥結所在，也是當代儒家所面對的客觀問題。而牟先生的新外王三書：《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正是他本于內圣之學以豁醒外王大義，進而解答中國文化中“政道、事功、科學”之問題。這代表牟先生的“現(xiàn)實關懷”。
其三，是全譯康德《三大批判》，創(chuàng)造世界新紀錄。
德哲康德，以《三大批判》講“真、善、美”。書出之后，從未有人全部翻譯者。而牟先生在望七之年，發(fā)大心陸續(xù)漢譯三大批判，于八十五歲時全部出版。他不但翻譯，而且融通中西，加寫精確的譯注。這份成績，功不下于玄奘、羅什之譯《唯識論》與《大智度論》。
其四，積極消化康德：“真善美”之新詮釋。
牟先生不但漢譯康德《三大批判》出版行世，而且隨譯隨消化，分別撰著專書以融攝康德。以《現(xiàn)象與物自身》消化融攝第一批判(純粹理性批判)，以《圓善論》消化第二批判(實踐理性批判)，最后再以專論長文〈真美善之分別說與合一說〉消化第三批判(判斷力之批判)。其主旨，是要抉發(fā)中國傳統(tǒng)哲學之奧義以融攝康德，并藉資康德哲學以充實中國文化。
其五，中國哲學之省察與中西哲學之會通。
中國哲學所涵蘊的問題，民國以來，從未有人做過通盤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牟先生以《中國哲學十九講》綜述各時期思想的內在義理及其所啟發(fā)的哲學問題，使中國哲學得以進入世界哲學之林。又以《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對中西哲學之種種問題，提出層層之比對與深入透辟之疏解。并藉佛家(《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此一思路，必將對人類文化之融和，揭示一常態(tài)的康莊之道路。
哲學觀點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學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如果說馮友蘭的努力方向在于使中國儒學“邏輯地”建立起來，那么牟宗三的努力方向則在于使中國儒學“哲學地”建立起來。牟宗三以《認識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義》、《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xiàn)象與物自身》、《圓善論》、《心體與性體》、《佛性與般若》、《才性與玄理》等一系列著作，會通中西，圓融古今，完成了對中國儒學的創(chuàng)造性重建，建立了龐大、縝密的哲學體系即道德的形上學體系。
道德的形上學
牟宗三哲學的精神，就是陸王心學的精神。當然，它是當代的陸王學(或者叫“陸王心學的當代形態(tài)”)，是吸收西方哲學主要是康德哲學加以改造和重構的陸王學。牟宗三用“道德的形上學”來概括這一精神。他說：“‘道德的形上學’云者，由道德意識所顯露的道德實體以說明萬物之存在也。”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牟宗三借鑒并改造了康德有關區(qū)分“現(xiàn)象和物自身”的理論。在康德那里，“物自身”是一個雖然存在但又不可知的客觀實在。和康德不同，牟宗三拒絕承認物自身是一個事實概念，也拒絕承認物自身的不可知;而是認為，物自身乃是一種有著高度價值意味的概念，也就是一個倫理實體、道德實體，因而人們完全可以憑借“智的直覺”來認識它。這樣一來，作為倫理實體、道德實體的物自身就不再僅僅具有消極的意義，而是積極的、真實的、能夠“呈現(xiàn)”的，由此開出的則是一個價值世界、意義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睿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牟宗三認為，這個世界與感性的現(xiàn)象世界相對待、相區(qū)別，而又在終極的意義上影響、統(tǒng)攝和決定后者。
換句話說，正是通過“道德良知”或者“智的直覺”，這個世界才呈現(xiàn)出一個真、善、統(tǒng)一的形上實體，天與人也由此達于一體。但牟宗三并不是只講良知呈現(xiàn)、智的直覺，他還講“良知坎陷”、“識心之知”。他認為，道德的形上學包括“無執(zhí)的存有論”和“執(zhí)的存有論”兩個層次：由“無執(zhí)的存有論”，我們可獲得一超越的形上世界，以此說明道德實踐、價值創(chuàng)造及成賢成圣的根據(jù);由“執(zhí)的存有論”，我們可獲得一感性的現(xiàn)象世界，以此說明科學知識及其對象如何可能的問題。就兩者的關系來說，牟宗三主張“從上面說下來”，也就是先由“智的直覺”而成立“無執(zhí)的存有論”，再經(jīng)過“良知坎陷”而成立“執(zhí)的存有論”。把科學問題提升到存有論的層面來加以探討，這標明了牟宗三哲學確有高于傳統(tǒng)儒學之處，但問題是業(yè)已完善的“良知”何以要“坎陷自身”，則始終是牟宗三難以圓滿回答的。
儒學三期說
將儒學的發(fā)展史分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對這一思路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證和闡發(fā)。在牟宗三看來，儒學三期的劃分及其特點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學鑄造期，此一時期“孔子以人格之實踐與天合一而為大圣，其功效則為漢帝國之建構”，其特點是“積極的、豐富的、建設的、綜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顯絕對主體時期，此則較為消極的、分解的、空靈的，其功效見于移風易俗”;第三期指的則是當代新儒學，“此特殊性之規(guī)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義。一，以往之儒學，乃純以道德形式而表現(xiàn)，今則復其轉進至以國家形式而表現(xiàn)。二，以往之道德形式與天下觀念相應和，今則復需一形式與國家觀念相應和。”
儒學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發(fā)揚”呢?在牟宗三看來，作為中國文化主干的儒學，雖然有著極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則，但又不僅僅表現(xiàn)為一思想一原則，而是始終與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相連貫的。換句話說，儒學既以歷史文化為其立言根據(jù)，又反過來為歷史文化的發(fā)展所運用。然而，自滿清入關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儒學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難，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復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觀點，如想求得中國問題之解決，其前提就必須是復興儒學。
在牟宗三看來，儒學第三期的發(fā)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學為一常道。儒學作為一“常道”，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表現(xiàn)：第一，孔子仁義并重，強調仁義于人生的精神價值，此“仁義”二字構成了“常道”的核心內容，后來經(jīng)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闡發(fā)，已經(jīng)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內心準則;第二，孔子所言仁義，緊扣著歷史文化，而非單純的道德規(guī)范，所以中國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觀化”，或曰“客觀精神之表現(xiàn)”。基于儒學發(fā)展的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進而提出了儒學第三期發(fā)展的基本內容，這就是我們下邊將要介紹的“三統(tǒng)”說。
儒學“三統(tǒng)”說
所謂“三統(tǒng)”，即道統(tǒng)、學統(tǒng)和政統(tǒng)。“三統(tǒng)”說是牟宗三針對中國儒學乃至全部中國文化的未來發(fā)展而提出的建設藍圖。如果說道德的形上學是牟宗三全部學說的理論基礎的話，那么“三統(tǒng)” 說則是其全部學說的理論歸宿。
對于“三統(tǒng)”的內涵，牟宗三曾有一簡短的說明：“一，道統(tǒng)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tǒng)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tǒng)，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tǒng)之繼續(xù)，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fā)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牟宗三認為，儒學要想進一步發(fā)展，這“三統(tǒng)”是一樣不可缺少的。我們知道，此前的新儒學(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學)普遍有著強烈的反科學的情緒，認為以科學文明為主導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給人類帶來福音，反而會造成災難。而牟宗三卻認為，儒學如想復興，中國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視學統(tǒng)和道統(tǒng)這兩個方面——這是很積極、很進步的主張。
實際上，牟宗三的“三統(tǒng)”說講的乃是儒學的一個老話題，即“內圣外王”問題。從“三統(tǒng)”說的內涵來看，牟宗三的主張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學的道統(tǒng)，以接續(xù)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學的道德精神落實到外王事業(yè)上以開出“新外王”，即發(fā)展科學(學統(tǒng))與民主(政統(tǒng))。這里的關鍵是，牟宗三雖然肯定科學與民主對民族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強調科學與民主的發(fā)展不可以采取某種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須經(jīng)過民族文化的自我調整，即從民族文化生命的內部開顯出來。這也就是說，他認定學統(tǒng)和政統(tǒng)應由道統(tǒng)開出，具體來說，就是由儒家的內圣之學開出科學與民主的新外王。
但是，儒家的內圣之學到底能否開出科學與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認，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向來“沒有開出來”科學與民主，但他接著認為：“中國不出現(xiàn)科學與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過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來，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體或仁體)主動讓開一步，從“往上講”轉為“往下講”，或者轉一個彎，從“直通”轉為“曲通”，便可以“轉出知性”，從而開出外王事功。而“轉出知性”的途徑就是所謂“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動地由“無執(zhí)”轉為“執(zhí)”，因為“不這樣地坎陷，則永遠無執(zhí)，亦不能成為知性(認知的主體)”。看似矛盾，但是學者是站儒家的體系，“良心”是主體道德的追求是往上講，而科學卻是研究物質的利益追求是往下講，所以通過強大的物質科學實現(xiàn)人的改造世界能力，從而有力量實現(xiàn)更高的道德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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